北京工业记忆——酒仙桥大山子：北京电子管厂（774）

在建国初期，我国正处在恢复和发展阶段，经济和国防建设都是重要的任务。一五计划期间，苏联为我国工业领域提供了重要支持，共有156个援建项目，涉及多个重工业领域，如煤炭、钢铁、化学、机械制造等。这些项目帮助我国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续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众多工业领域中，电子工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相对薄弱。建国初期，我国仅有一个电子管厂，即南京电子管厂，这远远不能满足国防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因此，建立现代化的电子工业基地显得尤为迫切。这一举措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增强国防实力，并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总的来说，这些措施都表明了我国在建设和发展方面的决心和行动。通过借鉴外来的技术和资源，我国正在不断进步和发展，为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1951年，王诤先生作为总参通讯部部长，向周总理提交了一个提议，建议在北京设立一个电子工业的集结地。他提出的建设内容包括无线电厂、有线电厂和电真空器件厂等，以此增强本地工业的发展。1951年10月29日，经过详细讨论，周总理批准了这一提议，并决定开始筹建。不久后，北京电子管厂的筹备小组正式成立，其军工代号为774。同年11月，一个好消息传来，苏联同意帮助我们建设北京电子管厂。于是，北京电子管厂成为了苏联对华援助的156个重要项目之一。到了1952年5月，中苏两国的专家团队共同决定在酒仙桥大山子一带建设北京电子管厂。这个决策标志着电子工业基地的建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1954年的夏天，北京启动了一项重大项目——建设电子管厂。几乎同时，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718）和北京有线电厂（738）也开始了建设。在工厂还在建设的过程中，北京无线电厂就派遣了69名员工前往苏联进行学习和培训。两年后，也就是1956年，北京电子管厂终于完成了建设并投入生产。整个项目的总投资为1.0282亿元，这在当时的一五期间我国电子工业总投资中占据了五分之一的比例。为了庆祝这一里程碑事件，同年10月15日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典礼。李富春、聂荣臻等元帅和陈赓、谭政等大将，以及肖华上将等都出席了典礼并进行了剪彩仪式。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北京电子管厂的重视和认可。这些大厂的建立不仅带动了华北地区的电子工业发展，也为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电子管厂建成后，厂内员工总数超过了4200人。该厂还引进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电子生产设备，共计3685台，这些设备大部分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在初期，该厂主要仿制苏联的产品。其年产量大约为1220万只电子管，到了1957年，该厂的产值已经飙升至2847元，展现了强大的生产能力。

在1958年，北京市的一家电子管制造厂进行了一系列重要变革。他们创建了产品设计所，同时将机械和电气修理车间整合成专用的设备设计和制造机构。该厂的工程师们积极学习并吸收苏联的技术知识，致力于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他们的工作成果显著，许多产品都超越了苏制原型。例如，当时苏联仅能生产功率为500千瓦的广播发射机，而该厂的团队经过不懈的技术攻关和研发，成功研制出了大型中波广播发射机的核心部件——“八大管型”，其功率高达1000千瓦。这一成就不仅展示了该厂的技术实力，也表明了他们在电子管技术和广播发射机设计方面的独特创新能力。

在1960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方面单方面终止了双边协议，撤走了所有在华的专家。这一时期，北京电子管厂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发展。他们与清华大学紧密合作，成功研制出我国的第一支金属陶瓷发射管FU-104Z。这一技术的突破，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广播设备的技术水平。同时，北京电子管厂在电子对抗领域也取得了重要突破。他们针对被击落的美军U-2侦察机上的电子管进行深入研究，成功开发出40多种行波管。到了1960年底，北京电子管厂已经拥有了一万多名员工，当年的产值更是达到了3.37亿元，使其成为了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这一年的艰难自力更生，为该厂日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1964年国际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为做好对外防御准备，中国领导层作出了三线建设的决定。为此，很多内地的重要工厂开始大规模迁移或部分迁移至西南、西北等三线地区，同时也有工厂通过包建、援建等方式支持三线建设。北京电子管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毛主席“优秀人才和优良装备要支援三线”的指引下，于1966年开始参与三线建设。同年9月，该厂援建了贵州都匀的永光电工厂（873），并在1970年完成了建设并投入生产。此外，在1966年8月，该厂还支持了晋城春光电工厂（4402）的建设。整个三线建设期间，北京电子管厂等单位共援建了部属厂18家，地方小三线厂13家。这些援建行动共输送了2186名干部职工到各个工厂。同时，北京电子管厂还将自己研发的230种产品转移至这些援建工厂进行生产。这一系列的举措是为了增强国家战略后方的经济实力和自卫能力，确保国家安全。这样的决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在1973年1月，北京电子管厂将所有的集成电路业务转移至东光电工厂（878厂），并一同转移了众多技术精英和设备。这一变动对北京电子管厂的半导体业务产生了重大影响。自参与三线建设项目以来，该厂的业绩开始逐年下降。从1960年的产值高达3.37亿降至1980年左右仅剩的2500万元左右。

在八十年代初，随着全球局势的平稳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市场上彩电变得极为流行。这一时期，海信、创维、长虹、康佳等企业迅速崛起，构建了一个完整的CRT彩电产业链。与此同时，电子管技术逐渐被更先进的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所取代。当时，北京的一家电子管厂面临着市场的巨大挑战。他们的产品未能跟上市场的变化，导致缺乏市场竞争力。到了1985年，这家厂的产值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有1800万元。情况在1986年进一步恶化，工厂开始出现亏损，连续数月无法按时发放员工的工资，这也导致了人才的流失。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北京电子管厂的员工们并未放弃。他们在1989年成功研发出了12XTA电子管，这一成果在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上荣获了金奖，为工厂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一奖项的获得，也证明了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只要不放弃努力，总会有成功的可能。

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进行了一次南巡之旅，先后抵达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并发表了关键性的讲话。这次讲话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发展新热潮。紧随其后的是1992年北京电子管厂的改制，成立了京东方电子集团公司。为了保障职工的生活，这家公司采取多元化经营策略，涉足多个领域以获取经济收益。他们进行过电器维修工作，销售过漱口水、节能灯以及烤鸭等产品。但这种状况并不能作为长期生存的策略。于是，在1993年4月，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运而生。这次，有2600名干部和员工共同筹集了670万元资金来成立这家公司。当时，每位干部出资5000元，而每位员工出资500元。这种全新的企业发展模式和职工的共同努力，让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得以稳健发展，也标志着企业从传统的老本行中彻底转型，探索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在1993年的十一月，京东方电子集团与日本的旭硝子公司共同创建了北京旭硝子电子玻璃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专注于生产彩电显像管所需的玻璃支杆和低熔点焊料玻璃粉。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和拓展，该公司的玻杆产品在国市场占有率一度达到62%，在国际市场上也占据了20%的份额。这一合作项目的成功，体现了双方企业技术的优势与市场的互补。

在2003年，京东方通过收购韩国现代（HYDIS）的TFT-LCD业务，获得了三条完整的生产线和众多专利技术，成功跻身全球液晶面板行业的前列，位列第九。此举有效填补了中国市场的"缺芯少屏"局面。2005年，京东方在北京亦庄成功建立了国内首条第五代TFT-LCD生产线，此后产能逐步扩大。到2010年，公司已经进入了第六代线的量产阶段，此后一年又进入8.5代线的量产时代，从而进入了大尺寸液晶显示屏的全新发展阶段。而在2020年8月，京东方因对中国新兴显示产业链发展的杰出贡献而荣获奖项。这个里程碑式的成就表明了其在中国乃至全球液晶面板行业的地位和影响力。总的来说，京东方通过一系列的收购和技术创新，不仅自身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也为中国液晶面板行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北京的电子管制造中心到如今的京东方半导体显示，再到现在的物联网技术发展，京东方在半导体的旅程中见证了我国工业的崛起。从早期北京电子管厂的兴盛，到众多如774厂、718厂等大厂的搬迁，这些变迁都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宝贵的工业印记。尽管这些大厂相继迁出，但它们的离开并没有带走这片土地的产业记忆。反而，这土地上记录了城市产业转型的历程，反映了从弱小到强大的蜕变。在2002年前后，北京对该地区进行了改造，转变成为融合画廊、艺术工作室和文化公司等多元文化空间的地方。京东方利用原有的旧址车间，建立了一个历史展览馆，以展示其发展历程和在半导体工业中的贡献。这个展览馆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也是这座城市工业转型的见证者。这片土地上的变迁和京东方的发展，共同书写了我国半导体工业的辉煌篇章。

蜕变发展 走向辉煌的北京电子管厂

北京电子管厂是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简称“一五”）期间，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在“一五”初期，中国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几乎没有重工业。但同时，新中国的开国一代领导人又对工业化有着不同寻常的痴迷。在表明要实现工业化的决心时，毛泽东曾经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77，第130页）。在实施大规模工业化的“一五”末期，中国已经生产出来载重汽车、喷气式飞机、大型机床、拖拉机等，后来被称为“两弹一星”的高技术研发项目也都纷纷上马……那是中国工业的英雄年代，而北京电子管厂就出生在那个年代。

从革命战争走过来的新中国领导人，在考虑工业发展上有着独特的视角，就是极度重视国防和军事。1951年，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通讯部部长兼电信工业局局长王诤（后任四机部即电子工业部部长）就向周恩来总理写了报告，建议中国建设无线电元件厂和电子管厂。同年10月29日，周总理批准项目筹建，并列入苏联援建的141项（后补充15项成为156项）。在那个年代，电真空器件就如同今天的半导体集成电路，是民用电子整机、军事通信设备、雷达、导航、国防尖端武器、广播电视、邮电通信、仪器仪表等电子产品的核心元件。当时中国的电真空工业除了在南京有一个不大的电子管厂外，就只有上海、南京、天津、大连、沈阳、重庆等地的几家灯泡厂了。一旦工业化和国防建设对电子工业提出需求，电真空器件就首当其冲。

774厂被规划为军工企业，最初的筹备组隶属于军委总参通信兵部电信工业局。1951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批准援建这个项目，并签订了专家来华合同。1952年4月，苏联专家组长到华，同年5月中方正式确定电子管厂建在北京东直门外。到1953年末，苏联提供的项目设计文件全部到京，1954年初被译成中文，同年4月由主管国防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批准执行。1954年6月，北京电子管厂在当时还是一片农田的酒仙桥地区破土动工，到1956年7月建成。在“一五”期间，全国电子工业总投资额为5.5亿元，而在北京新建的3个电子骨干厂就用了2.6亿元，其中北京电子管厂获得1.0282亿元的投资，约占当时电子工业总投资的五分之一（《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第416页）。同期建设的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718厂）和北京有线电厂（738厂）也在酒仙桥，使这个区域后来被称作电子工业基地。

1956年10月15日，北京电子管厂举行开工典礼，出席的领导人包括：李富春、聂荣臻（元帅）、陈赓（大将）、谭政（大将）、肖华（上将）、赖若愚、胡克实、张劲夫、王诤（中将）、万里、段君毅、赵尔陆、蒋南翔、邓拓等。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个典礼的盛况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主管国防工业的二机部部长赵尔陆发言的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是我国无线电工业建设中的喜日……”的确是一片喜气洋洋，而且有充分理由。

从教科书上来了解历史的人，很容易以为有国家的投资和苏联的援助，一个大工厂就建成运行了。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工厂从一开建就必须自己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所以同样需要人的创造性。北京电子管厂的第一任厂长周凤鸣（1920—1980）是共产党老干部，从20岁开始就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当过几个县的县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市人民政府任职，1954年从农林局局长任上调任774厂筹备组。周凤鸣属于那样一代人，他们并没有技术背景，也没有工业经验，但懂得怎样把人组织起来去实现特定的目标，而且富于战略性思维。虽然不像领导建立了中国国防工业的聂荣臻、张爱萍有那么高的地位，但在一个工厂领导的位置上，周凤鸣展示的是同样的风格。

本文摘自《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路风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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